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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丹东新闻网  2017-11-20 17:18:5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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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作家孙频 用盐确认伤口

孙频

女,1983年生于山西交城,毕业于兰州大学,2008年开始从事小说创作,目前在读中国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专业,同时属江苏作协作家。曾发表小说集《疼》《假面》《三人成宴》等。

新京报记者 沈雨潇 摄

《盐》

作者:孙频

版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2017年8月

《疼》

作者:孙频

版本: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年6月

由5个中篇组成的小说集,试图从人的精神和身体中,挖掘最深最疼痛的地方,然后把这份疼痛无限放大。从人心里长出来的丑恶、恐惧、无助囚禁了人的灵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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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每天行走在世界上,带着一副外表完好无损的身体。生活、工作、人生目标,看似一切如常,尽管很多人知道人生会有许多问题与伤口,却只能按照不变的频率运作下去。孙频的短篇小说集《盐》,便类似一种逆向寻找伤口的过程,通过在平凡人完好无损的躯体上撒盐,感受疼痛,从而确定伤口的存在。从某种程度上说,这也是现代小说制造疼痛的艺术倾向。阅读孙频的作品,从《疼》到《盐》,都会引发读者关于阅读的典型疑惑:既然书读得越多,人越痛苦,存在越孤独,思想也更迷茫,那我们为什么还要阅读?还要创作?

所有缺口,都来自写作

吕梁山区,是一个在孙频笔下被模糊了界限的地域。小说集《盐》一共收录了6篇故事,从地理上来看,每一篇都和吕梁山区有关。虽然故事中平凡的小人物或来自村庄,或生活在山区,但故事叙述的氛围并不会让人过度沉溺于乡土情结当中。所以当提及吕梁山区的时候,孙频自己也不以为意。

孙频从小在吕梁山区附近的县城长大,对山区的窑洞及乡土风俗只是略有耳闻。与其说这个背景是现实映射,倒不如说是一个虚构的地标。它和其他作家笔下的浓缩地标又不一样。在写作的最初,孙频也想构建一个类似贾平凹的商洛、莫言的高密之类的文学地图,但写着写着,她发现根本无法在一个孤立的地域完成所有的故事。“我写的许多人物,虽然放在了吕梁山下,但其实拿出来换一个环境,也是完全成立的。”《盐》中的人物以一种高密度的形式扩散、流淌,将人物自身的命运处境带入城市、大学、办公室,使得所有人读起来都会产生切身之感。

这种渗透的密度,来源于孙频小说一贯的悲怆色彩。她总会在小说中将人物推向绝境,撕裂他们的生活,由此传递伤痛的共鸣。例如《我看过草叶葳蕤》中的李天星,最后带着年老衰败的女人选择归去,一起看着百货大楼被炸成废墟,之前所有生活的意义,也随之化为废墟里飞出的灰尘;在《因父之名》中,田小会不得不面对存在于精神中早已逝去的父亲,以及另一位占据了她肉体十年的干爸,两个“父亲”同时出现的冲突让田小会的生活四分五裂,但在整个故事里,真正的父亲从没出现过。

为什么会写下这些悲怆的故事?现实中的孙频并非那种每天沉浸在痛苦中的、太宰治式的作家。现在的她过着两种轻松的生活,在南京和北京之间切换,有一份正式的工作,同时参加中国人民大学的创意写作课程。

孙频的写作中时常出现一些宗教话语,例如“无相”或“福音”等。她对此的解释是:“我曾经考虑到我的人物总是找不到出路,有段时间是比较沉迷宗教色彩,想让他们在宗教中得到升华和超度。但我近来就很摒弃这种做法,因为它把人的处境给太简单化了。”

或许正是因此,在她的小说里,人物总是深陷绝望而破碎的家庭处境,父亲常常缺席,或者不过是镜子与信件里的符号性在场。

故乡的现实回忆、外部的写作启迪、个人的生活经历、哲学或宗教话语,能带给孙频的创作资源不多。她是一个沉浸在写作内部的人。小说本身就是所有内容的解释——一条通过文字建造的、从肉体到肉体的创伤之桥。

肉体,是写作与现实的交汇

命运虽然宏大复杂,却是不可见的,它所有的痕迹、褶皱、伤口,都通过人类的肉体呈现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,孙频会说,“人在尘世间的苦,绝大部分还是肉身的苦”。但孙频所言的“肉身”并非日常可见的那具躯体,而是一种更抽象、也更有普遍意义的“符号性肉体”。

以第一篇小说《乩身》为例,主人公是个双目失明的女孩,却被爷爷(在这篇故事中,父亲再一次神秘地缺席了)赋予了一个男性的名字——从常英改成了常勇;因为在爷爷的世界观中,只有男性的身份能保证她不受侵害地活下去。爷爷逼迫常勇像男人一样撒尿,说话,做事,用棉布将她的胸部裹得严严实实;但这根本无法改变一个人的性别本质。爷爷死后,常勇无法抑制自己想释放女性特质的欲望,想从另一个男人杨德清那里得到身为女性的体验。在小说的最后,她用焚烧的方式结束生命,在幻觉中看到一个真正的女人,并宽慰地表示终于冲破了自己的地狱。

这种残破的身份困境,现代人也在无形中面对。常英的悲剧是从一岁半开始就注定的,她既不是男人,也不是女人,而是经过性别阉割后的奇怪产物。现代女性也在遭遇相同的困境,一面是传统男权社会的压制,让她们不甘心屈居于“女性角色”的僵硬认知,另一面则是女权主义的疯狂围堵,那种指导并告诫女性应该如何成为女性的激进姿态,对女性而言未必不是另一种伤害。无论站在哪一方来看,女性的命运都变得身不由己,想要顺理成章地做自己,反而成为夹缝求生的选择。这也是孙频关注她们处境的原因。因为在她看来,在这些女性身上,“更涉及身体与谋生的关系”。

在孙频的其他作品中,也一直保持着类似《乩身》的性别伤痕。在《无相》中,贫困的女大学生一层层脱掉自己的外衣,给老教授观看;而在《东山宴》里,阿德像鸵鸟一样一头扎进了坟堆,以为自己钻进去就能见到母亲和外婆。这一幕场景体现出静态的摄影效果,所有反思都集中在阿德离奇的死亡姿势中——这种类似人体艺术的效果——正是孙频对苦难与肉身的表现方法。

“因为肉身代表着我们形而下的一部分,我们所有的痛苦、欢乐、灾难,全都通过我们的肉身来承担。”而相对之下,女性的肉体天然地要比男性更容易受到伤害,她们似乎永远无法摆脱男性社会的目光,一言一行都会被单独拿出来剖析。正如《东山宴》里对白氏的描述,阿德总是无法松开抚摸白氏乳房的双手,因为那对干瘪的乳房就意味着母亲的存在形式。乳房、双手、头发、裙子、双腿,女性的每一个身体部位都变成符号,而观看并利用这一切的,则是潜藏在整个社会背后的男权意识。这种意识可能已经存在了上千年,即使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中,它已经变得相对隐性,却依然左右着人们的思维。

所以,尽管孙频在作品中像个人体艺术家那样,通过女性肉体符号的诡谲表现来呈现意义,她却并非是一个“女权主义作家”。她用盐水般的文字接触读者的发肤,让读者感受痛苦与伤口,却无意在这个世界上制造新的伤口。“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,可能连女性主义都达不到。”孙频认为,如果真要讲平等,也应该是“一人一半”,而不应该把责任都推向性别对立的一方;自己会写女性,除了因为女性的身体有更多“伤痕”外,也是因为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女性,对同类更加了解。

这使得孙频作品中的肉身创伤具有了更多的共性,虽然写的是女性,却普遍适用于人类社会。身份的困境、人生的绝望,以及诸多弗洛伊德式的潜在情结,都能从孙频的小说中读到。有时,这种极致的表现手法不免为她的作品带来两极化的讨论,有人认为她写得太做作、太刻意,但也有人对这些以极致手法创造出来的作品赞不绝口。

这大概就是“笔力过度”所导致的效果,孙频本人也在尝试改变文风,让它变得“更随和”。然而,那些属于孙频特质的东西,终归是没有变的:卑微如尘埃的小人物、废墟般的生活空间、扭曲至变态的情感……这些让孙频在写作时陷入极度的痛苦,又在倾诉完成的合页时刻感到极度的愉悦。

对她而言,文字就是体验世界的全部通道,通过文字她发现了生活的缺口,发现原来在家庭里隐藏着爱的缺失,在光彩的肉体下隐藏着自我的荒芜。她喜欢太宰治的那句“生而为人,我很遗憾”,并带着同样的虚无感去写作。弱小,卑微,痛苦,不知道能改变什么,只知道——要把写作这件事情延续下去。

这种奇妙的痛苦循环,或许只有写作本身才能够解释。

采写/新京报记者 宫照华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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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: 崔家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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